早晨八点，当贵阳这座山城还笼罩在薄雾中，贵州省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已经亮起了灯光。梁文琴轻轻推开实验室的门，熟练地穿上实验服，俯身在实验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"梁博士，您又这么早？"保安透过门缝问道。
"虫子可不等人啊。"梁文琴头也不抬地回应，声音里带着笑意。梁文琴轻推开门，实验服袖口蹭过贴满蚊种标签的标本柜，培养箱里的蚊卵在恒温环境中微微蠕动，映出她俯身观察蚊子的剪影。这是她作为“病媒博士”的第十年，那些在常人眼中避之不及的蚊虫，在她镜头下却是解码健康危机的密钥。
医德医风：在虫鸣与质疑中播撒健康火种
2018年黔西南山区的午后，梁文琴蹲在村民李大爷家的积水瓦罐旁，镊子夹着孑孓递到对方眼前：“您看这小虫子，一周后就变成能传病的花蚊子。”李大爷挥挥手：“城里姑娘真闲，跑山里抓蚊子玩。”
这样的误解曾是她下乡时的常态。但她总带着便携显微镜和蚊种图谱，在村卫生室的院坝里支起科普台。有次她发现一位老人用废旧轮胎蓄水，当即蹲在泥地里用放大镜演示：“您看这水里的小条，就是蚊子幼虫。”三天后再去，老人不仅戳破了轮胎，还挨家挨户劝邻居清理积水。
“疾控人的医德，不在诊室里，而在翻盆倒罐的琐碎里。”梁文琴常对同事说。2022年贵州局部暴发恙虫病疫情时，她的团队背着监测设备连夜进山，在灌木丛中采集螨类标本。“有村民问我们是不是来抓虫子卖钱的，”她笑着回忆，“但当我们把显微镜搬到村小学，让孩子们看到螨类在屏幕上爬动时，连最固执的老人都开始主动清理屋边杂草。”
在疾控系统的医德医风整顿教育中，梁文琴以亲身经历分享：“2016年在遵义某社区，一位大妈指着标本箱说‘有这功夫不如去抓小偷’，我蹲下来用放大镜让她看清孑孓头部的口器，告诉她‘这小东西比小偷更会偷健康’。后来这位大妈成了社区防蚊宣传员。”这种润物无声的坚持，印证了疾控工作“预防为先”的担当，正如她所说：“我们的医德，藏在让每个百姓理解‘病媒’二字的执着里。”
回望初心：从空房间到省级监测网络
2014年秋天，28岁的梁文琴站在六楼一间空房间中央，看着墙角那台锈迹斑斑的老式显微镜，第一次在工作中红了眼眶。这是她受命组建贵州省首个病媒生物抗药性实验室时的场景——除了一台老式显微镜和几张旧桌椅，什么都没有。"最困难的时候，实验室只有我和一盒蚊卵。"梁文琴笑着说。
“导师劝我去高校教书，说当时疾控中心的病媒生物研究基础太薄弱了”她摩挲着如今摆满实验设备的操作台，“但我总想起读博时在山区见到的患病儿童，正因为没人做，才更要有人站出来。”没有经费，她就用自己的课题经费买养虫笼；没有技术员，她白天做实验，晚上整理数据，蚊卵在玻璃杯里孵化，幼虫在塑料盆里饲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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